研究速递｜返乡移民与平台赋能下的农村创业
编者按
尽管农村电商平台蓬勃发展，但农村企业常因人才短缺而难以为继。一些学者提出,返乡人员或可成为推动力量。然而,关于国内返乡人员如何影响农村地区创业,迄今研究仍不多见。本研究通过自然实验考察一项地区政策变化如何降低农民工返乡门槛,从而提升农村电商企业业绩。作者从理论上构建并验证了四种机制解释回流移民与网络创业之间的关联：知识转移、需求溢出、新创企业和资金支持。研究强调了返乡人员流动性和“返乡障碍”对培育本地创业的重要性，为如何利用政策与数字平台协作,在欠发达地区激发创业活力提出新见解，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踏上乡间小路，回家去:
返乡移民与平台赋能下的农村创业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Return Migration and Platform-enabled Entrepreneurship
文献来源：Koo, Wesley W and Eesley, Charles E.,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Return Migration and Platform-enabled Entrepreneurship (2023). Organization Science, https://ssrn.com/abstract=4657476
1. 研究背景
传统上，农村创业者很难实现业务增长。全球有 35 亿人口和 85% 的赤贫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了解农村企业面临的业绩障碍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地理位置偏僻，这使得农村企业难以进入城市市场和获取市场信息。最近的数字化趋势，特别是网上平台，为提高农村企业绩效提供了一个渠道。网上创业使农村企业能够接触到城市客户，从而实现更高的增长。然而，拥有能够驾驭瞬息万变的数字环境的必要人才仍具有挑战性，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网上创业在农村地区取得了重大进展。
返乡移民可能成为农村地区成功网络创业的推动力。流动人才会转移需求、转移资本、创办企业，并将知识和实践传授给目的地地区的个人和企业。对海归人员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高技能回国移民的知识转移会使其母国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多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在农村地区，返乡移民也应输送需求、资本以及有关管理实践、城市市场趋势和对在线业务至关重要的数字技能的知识。然而，海归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丰富的资源，他们回国后绝大多数都选择在大城市或经济中心落户。尽管实现了数字化，但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仍具有一系列优势，包括资源集中、管理人才集中以及宝贵的信息渠道。因此，关于海归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依赖于资源汇集和信息渠道丰富的假设。先前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集聚效益与发达国家城市的集聚效益一样高。这些与国际移民的城市特征相关的隐含假设提出了一个难题，即现有理论能否延伸到非精英人群，如农村地区的返乡人员。
从政策角度看，更好地理解返乡对经济和创业的影响，尤其是与数字化和平台相关的影响，是第一要务。重要的是研究创业企业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比例。鼓励返乡的政策往往无法产生积极的经济影响，原因是与返乡相关的失业期。如果返乡导致创办的新企业几乎没有销售额，那么促进返乡的政策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向农村地区的回流是否会导致农村地区的网络企业表现更好？
2 理论框架和假设提出
研究流动性障碍对创业率和组织绩效影响的工作十分活跃。这些研究以美国为背景，表明非竞争协议阻碍了发明家等高技能工人的流动。它们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招聘和知识获取成本，从而降低了创业和员工流动性。例如，密歇根州的竞业禁止导致发明家 "人才外流"，流向其他竞业禁止无法执行的州。最近的研究表明，竞业禁止尤其限制了女性的流动性和创业。
有关流动障碍和创业的研究一般假定，工人是向着经济机会流动的，取消这些障碍会促使移民迁往资源丰富的地区并在那里寻找机会。与此相反，农村家庭返乡者的回流决定往往不是受经济激励因素驱动，而是出于与家人团聚的需要、文化传统以及无法在城市地区生存等原因。他们的农村家乡往往缺乏市场机会、人才储备有限、促进商业和创业的配套产品和服务很少，这些都是许多人当初向外迁移的原因。因此，移民与当地企业家接触的倾向可能非常有限。因此，即使国内返乡人员能够克服这些回流障碍并踏上归途，有关海归的文献中发现的与回流移民相关的积极溢出效应在农村地区也可能无法实现。
之前针对向城市地区的高技能海归提出的论点，可能不太适用于向农村地区的 "非精英 "国内返乡人员。由于聚集经济，企业希望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供应商和客户，这种趋势导致农村地区长期发展不足和贫困。集聚区还能提供更多的专业化服务（如商业咨询）、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集聚、较低的运输成本和更多的信贷机会。此外，城市的技能集聚导致城市工资溢价，工人寻求当地知识溢出的好处，这进一步加剧了在城市外建立企业的固有挑战，阻碍了农村企业的发展。虽然人们最初认为数字工具会带来 "距离的消亡"，但大多数企业仍然更青睐城市的集聚优势。互补产品和技能的地理集聚优势也同样适用于数字活动，因为在数字和通信技术时代，技能和知识外溢越来越重要。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早期进行的，当时许多主流数字平台尚未崛起。以平台为媒介的在线创业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因为这些平台提供了互补服务和需求聚合。通过提供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需求聚合和增长机会，数字平台可让返乡人员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同时参与创业。这种新的能力提高了农村企业的业绩上限和增长潜力。此外，有关集聚经济的许多研究都忽略了移民模式的变化。鉴于许多农村企业无法有效利用数字工具，返乡人员的商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很可能有助于促进增长。
在本文中，我们建立了一个指导性框架，其中包括回流可能影响农村电商绩效的四个关键理论机制。在对知识转移、需求溢出、迁移和创业资源的研究基础上，我们提出了 1）知识转移机制；2）需求溢出机制；3）新创机制；4）金融机制，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虽然这些机制在理论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可能在海归与当地人的互动中同时发挥作用。
2.1 知识转移机制
先前的研究一再表明，人员流动（包括国际移徙和跨组织流动）会带来知识转移。例如，在返乡人员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包括现有企业家或员工）的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知识转移。知识在数字经济中尤为重要。在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和流媒体平台等平台上，有关算法、排名系统、关键词和数字营销技术的技术知识有可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地位。此外，与管理实践和商业敏锐度相关的隐性知识也可能带来新能力的发展和长期绩效的实质性改善。有关平台算法的知识和信息对农村网络创业者尤其重要。例如，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农村创业者对算法设计上的重大改变理解不全面，与城市创业者相比，业绩大打折扣。此外，当自由职业者平台实施不透明的评估算法时，自由职业者发现很难识别评估标准，一些人的反应是限制自己的活动。因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个人，如农村创业者，可以从与不透明的数字功能相关的知识中受益，如排名算法以及平台对产品和服务的评价。
2.2 需求溢出机制
返乡对农村企业产生影响的第二个渠道是需求溢出效应。大量返乡者涌入农村地区，可能会对当地产品产生新的需求。位于返乡人口较多的农村地区的企业可能会从返乡人口的购买力中获益，即使这些企业是在网上经营，不受地域限制。例如，当返乡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注意到当地的某家电商企业时，他们可能会寻找该企业的电商店面，并在那里下订单。先前的研究记录了因回流而产生的各类需求溢出效应，包括海归导致的进口需求溢出效应。研究产业集聚的学者指出，本地商业活动会产生需求溢出效应，有时会将客户吸引到附近的其他企业。返乡人员可能会从他们之前的关系、工作或业务中带来需求，这类似于拥有特定任务技能的员工为其公司创造需求的方式。此外，经济地理学家也指出了返乡者对住房需求的影响。返乡人员导致的住房需求增加也会导致就业和价格水平上升。
2.3 新创机制
第三，有关创业的研究往往强调，老牌企业与新生企业（新进入者）在生存和绩效方面的资源和信息差异。这一论点的核心是一种权衡：新生企业更加灵活，能够更好地适应动态环境，因为它们是从零开始建立组织常规的。相比之下，现有企业由于其现有的惯性，做出改变的灵活性较低，但它们可以从现有业务中获得更多资源。新生企业更有能力设计新的经营方式，并在其所在社区探索资源和机遇。
将这一研究延伸到农村网络创业的背景中，我们可以预期，与现有的农村企业相比，返乡人员创办的新企业更善于捕捉市场趋势和适应最新的客户偏好。因此，返乡人员创办的新企业可能比现有的农村网络企业取得更高的绩效，并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绩效。返乡人员不是向当地利益相关者传授知识，也不是为当地企业创造更多需求，而是通过建立高绩效的新企业来推动创业绩效。
2.4 金融机制
第四，我们提出了金融机制。资金限制给农村地区的潜在和现有创业者带来了巨大挑战。海归利用他们的储蓄、投资和资金回国创业。然而，大部分数据都来自海归和跨国汇款。海归创业的有力预测因素之一是海归的收入水平和家庭财富。从历史上看，海归汇回国内的汇款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企业取得成功。汇款对创业活动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在较为集中和民族多样化的地区更为强烈。此外，利用非洲和拉丁美洲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有足够资源满足基本需求且动机一致的海归更有可能在回国后为微型企业提供初始金融投资。同时，在中国的情况下，返乡人员可能更倾向于投资于生产性农业资产，而不是更倾向于投资于非农业活动。虽然汇款的概念在这些文献中被延伸到社会汇款，包括社会资本、新想法、行为等（类似于我们的知识转移机制），但这项工作的主要重点是金融资本。
在网络创业的背景下，由于农村网络企业的业绩上限可能比传统企业更高，因此返乡人员可能有更大的动力将其收入用于投资。此外，农村网商利用平台进行销售、营销和分销，使得这些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较低，资产较轻。这表明，返乡人员可通过注入金融资本使农村企业受益。
总之，我们认为，返乡移民可通过四种机制使农村网络创业者的表现受益：知识转移、新创企业和资金支持影响供应方，需求溢出效应影响需求方。这些论点提出了以下假设。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确定回流流动与农村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评估每种潜在机制，以更好地理解回流流动如何影响农村企业绩效。
假设 1：农村地区回流流动性的增加与农村电商绩效的提高有关。
3. 研究设计与样本
3.1 设计
确定回报流动性对创业结果的影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几个内生性问题值得关注。首先，如果回流流动性和创业表现都受到另一组不可观测因素（如宏观经济趋势）的影响，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虚假的。其次，回流流动性与创业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即农村地区不断发展的创业生态系统可能会促使移民回流。鉴于这些实证挑战，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环境，使农村地区的返乡移民水平产生外生变化。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了中国江苏省于 2013 年 11 月实施的移民政策变化。
（1）户口制度及其对流动人才的影响。要理解政策变化，首先需要了解中国长期存在的户口居住制度及其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户口是一种人口控制制度，在过去六十年中已成为中国的标志性政策之一。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将人口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并限制城市居民使用教育、养老、医疗和住房等城市资源。因此，对于许多在城市工作的农村移民来说，城市身份往往是理想的。虽然不同省份对获得户口有不同的要求，但农村移民通常需要在城市连续就业并加入城市医疗系统三至五年，才能获得城市身份。由于这一要求，倾向于从事体力劳动和寻求短期劳动合同的低技能农村移民会在经济不景气时返乡，但高技能农村移民则倾向于追求城市身份并留在城市。事实上，定期返乡的移民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2008 年，只有 6% 的返乡移民完成了高中学业。相比之下，选择排队等待城市身份的移民（即所谓的 "永久移民"）往往比从事短期劳动合同的移民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创业才能。在传统的居住制度下，寻求城市身份的移民往往是高技能人才，他们被要求大部分时间呆在城市，很少能回到家乡。这一障碍阻碍了他们充分参与农村经济。
（2）政策变化：新居住证。2013 年 11 月，江苏省实施了新的居住政策。它为农村流动人口引入了新的城市居住证。在新制度下，流动人口在排队等候正式城市身份的同时，可轻松获得城市居住证。连续在城镇就业和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将不再是获得城镇身份的先决条件，新的居住证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转化为城镇身份。从本质上讲，这种新的居住证将有助于移民在省内任何地方获得公共资源，而且无需更新。因此，江苏的政策变化给了许多寻求城市身份的移民很大的回迁空间，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携带新的居住证，避免失去城市身份的排队资格。此外，政策变化的实施是突然的，在江苏移民中产生了迅速的影响。截至 2015 年年中，江苏省 99.5% 的农村流动人口已获得新居住证。本节解释了政策变化作为自然实验的有效性。
（3）移民的工作特点和工作经验。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哪些类型的工作，他们可能从工作中积累哪些类型的经验？根据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7 ，我们计算出，2013 年在华东地区城镇工作的农村移民中，30%从事制造业，25%从事零售和服务业（包括餐饮、商场等），16%从事建筑业，5.5%从事媒体和教育，4.6%从事政府单位，3.9%从事交通运输和邮政，1.2%从事金融和保险业。各省的分布情况类似。由于具有制造业和零售业/服务业经验的移民占很大比例，移民很可能积累了与运营和客户服务相关的知识和经验。由于网络平台上的农村企业负责自己的发货和客户服务（平台只提供接口和最基本的工具），因此管理运营任务和客户关系的知识和经验可能对农村网络企业有用。
3.2 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有两个来源。首先，我们从一家中国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获取了企业级面板数据，该平台的总商品交易额约为 1000 亿美元。在这个 "C2C "电子商务平台上，所有企业都由创业者个人运营，而不是由平台运营，平台为创业者和他们的客户提供交流和沟通的接口。本研究的面板数据包括随机抽取的 2212 家位于中国东部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企业（其中 550 家位于江苏）。观察窗口为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4 月，即 2013 年 11 月政策变化前后的 12 个月（前后各 6 个月）。数据以企业月为单位。在这 12 个月的窗口期中，有 1594 家 REB 至少有一个月挂牌销售产品。最后，从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年鉴以及地方政策局收集了时间变量数据。这些数据用于进行效应间分析、构建匹配中的箱体以及进行子样本分析。
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关系是，在政策变化之后，江苏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相对于非江苏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会有怎样的表现，因为政策变化会让那些在江苏城市寻求城市身份的农村移民更容易地回到他们的家乡。为了检验这种关系，我们在营业月层面上采用直接的差分框架，以销售额为因变量：
4. 结果
表 1 列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摘要和相关矩阵。第一行是主要因变量——销售额。
主要分析涉及 REB 的销售业绩。结果见表 2。控制变量的系数表明，较高的价格和较老的企业与较高的销售额有关。表 2 中的模型 3-4 显示了主要结果。江苏 X 后 PC 交互项与企业销售额正相关。两个系数的大小也相似（0.171 和 0.175）。利用模型 4 中的系数，我们估计江苏的房地产企业在政策变化后相对于其他省份的房地产企业平均增加了 19%（P 值 = 0.00）。
在模型 5 中，我们估算了治疗效果的动态变化。从根本上说，我们用江苏虚拟变量和每个月份虚拟变量之间的交互项来替代原来的处理变量（江苏 X 政策变化后交互项）。这就产生了一系列与政策变化前后各月相关的月度处理。模型 5 显示，在政策变化之前，江苏房地产企业的销售额一直低于非江苏房地产企业，因为江苏 X 月份虚拟变量的交互系数为负（其中两个月份在统计上显著）。然而，在政策变化后，虚拟交互的系数变为正值，尽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图 1 显示了江苏与非江苏的房地产经纪人的销售情况。政策变化五个月后，江苏房地产经纪人平均业绩比非江苏房地产经纪人平均业绩高出约 110%（以美元金额计算，江苏房地产经纪人的月销售额约为 2000 美元，非江苏房地产经纪人的月销售额约为 900 美元）。图 2 显示了动态处理效果，误差带表示 95% 的置信区间。在前期，交互项（江苏 X 月份虚拟项）的点估计值一直为负，有两个月显著低于零。在后一时期，交互项的点估计变为正方向。
主要 DID 分析的估计值在各种检验中都是稳健的，但对照组和治疗组在前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为了构建一个与江苏 REBs 更加平行的控制组，我们采用了合成控制法（SCM），以最小化江苏和非江苏 REBs 在前期的绩效差异。SCM 通过最小化处理前的均方根预测误差 (RMSPE)，计算出与每个 "捐赠 "省份（即非江苏的每个省份）相关的权重向量（Abadie 等，2015 年）。图 3 展示了江苏 REBs 的销量与合成对照组的销量对比。图 3 显示了江苏 REBs 的销售额与合成对照组的对比，直观地证明了前一时期与江苏 REBs 高度相似的 REBs 在后一时期的表现不如江苏 REBs。附图 A6（a）显示了所有省份（治疗省份、江苏和六个捐赠省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额相对于合成对照的差异。在后一时期，江苏超过了所有捐助省份。虽然单片机缺乏检验统计显著性的正式方法，但我们可以计算出安慰剂效应大于后一时期江苏 REB 相对于合成对照组所观察到的效应的可能性。附图 A6(b)显示，近 0% 的安慰剂效应大于后一时期的合成对照效应。
5. 机制
我们的理论认为，返乡流动性通过四种潜在渠道使 REB 业绩受益：知识转移机制、需求溢出机制、新创机制和金融机制。我们将在本节中逐一检验和探讨这些机制。
5.1 知识转移机制
知识转移机制认为，返乡人员携带着技术技能和管理知识等重要知识，通过与当地人的互动，将这些知识传授给 REB 的创业者和管理者。作为第一个测试，我们研究了返乡人员流动是否与新产品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关。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知识密集型产业较少，很少申请专利，因此我们用企业展示的独特产品数量来衡量产品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产品数量的增加构成了电子商务企业 "新想法的实施"，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创新形式。附录表 A4 显示，政策变化后，江苏的 REB 相对于非江苏的 REB 新产品数量增加了 5.8%。额外的中介分析表明，江苏与非江苏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后几个月的销售额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品创新的增加而中介化的。这些结果表明，返乡人员知识转移的一个关键领域与销售不同产品的动力有关。
接下来，我们将研究回报流动性是否与 REB 运营的改善相关联。我们使用不同类型的客户评价得分作为因变量。具体来说，我们有三类评价得分的数据：物流、服务和产品描述得分（满分为 5 分）。我们的假设是，某类评价得分的显著提高表明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转移。附录表 A5 中的回归结果表明，与其他 REBs 的评论得分相比，江苏 REBs 的三类评论得分在政策改变后都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不同。与其他 REBs 相比，江苏 REBs 在物流、服务和产品描述方面的评论得分分别提高了 0.04、0.03 和 0.02（p 值分别为 0.01、0.01 和 0.01）。这些结果表明，江苏企业的知识转移可能分布在不同的知识领域。
此外，如果知识转移发生在返乡人员和当地人之间，那么根据当地人对返乡人员知识的获取情况，知识转移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很可能是不平等的。以往文献强调的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农村地区的女性创业者在接触返乡人员的能力方面可能会受到阻碍，因为在父权制严重的地区（如农村地区），妇女的流动性往往受到限制，家务和育儿的任务被牢牢地压在妇女的肩上。其次，当大多数返乡人员都是男性时，15 名女性创业者与他们交流的可能性较小，这是因为性别同质性，即女性倾向于更多地与女性交流，而较少与男性交流。为了进行这一检验，我们将 REB 的销售额与江苏 X 后 PC X 女性主导这三个交互项进行了回归。表 3 模型 2 显示，与性别有关的三重交互项与销售额有显著的统计学负相关（p 值 = 0.00）。细分子样本有助于解释。在表 3 模型 3 中，女性子样本显示，在政策变化后，女性领导的江苏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女性领导的非江苏房地产开发企业相比，业绩增长了 9.5%（p 值 = 0.05）。相比之下，在表 3 的模型 4 中，男性子样本显示，由男性主导的江苏 REB 的绩效提高了 29%（p 值 = 0.00），这一效应规模大约是由女性主导的子样本的三倍（系数相等性检验显示，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p 值 = 0.01）。
最后，我们对农村电子商务创业者进行了 25 次半结构式访谈。附录第 IV 部分显示了访谈协议、分析和代表性引语。访谈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知识转移过程，其中技术知识（如图片编辑技能）的转移带来了短期竞争优势，而隐性知识（如员工培训）的转移则有助于创业者发展长期能力。
5.2 需求溢出机制
需求溢出机制认为，返乡人员可能会对当地企业的产品产生新的需求，并促进与返乡人员流动相关的绩效收益。具体来说，相对于周边省份，江苏农村地区的需求可能会激增，这是因为大量返乡人员涌入江苏农村地区，他们可能会不成比例地从江苏农村地区的 REBs 购买产品。我们对需求溢出机制进行了几项测试。首先，如果当地出现需求激增，可能会导致需求过剩，许多 REB 可能会提高价格。因此，我们检验了政策变化前后江苏地区和非江苏地区的 REB 价格水平。附录表 A6 显示，江苏 X 政策调整后交互项与平均价格水平的关系并不显著（P 值 = 0.31），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地区的 REB 来说，江苏 REB 的平均价格并没有提高。
其次，通过城市经验熟悉电子商务后，返乡者可能会特别重视良好的客户体验，尤其是良好的物流和运输。运输缓慢和不可靠可能是许多农村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返乡人员在 REBs 购物时可能会特别关注网店之前的物流评级。因此，我们预计，与物流评分差的 REB 相比，物流评分好的 REB 将受益于海归需求的激增。将样本按物流/发货方面的顾客评论得分高低进行划分，附录表 A7 显示，政策变化前物流良好的江苏 REB 相对于政策变化后物流良好的非江苏 REB 受益巨大（相对绩效提升 43%；P 值 = 0.00）。然而，物流条件较差的江苏 REB 相对于非江苏 REB 仅有轻微的绩效提升（8.2%；p 值 = 0.05）。两个子样本中交互项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 = 0.03）。这一结果支持了需求溢出机制，表明良好的物流与后一时期江苏企业的绩效提升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大量返乡人员的涌入，他们可能重视快速可靠的运输。
5.3 新创机制
返乡人员可能是通过创办新企业，而不是通过向在职企业传授知识来提高农村创业绩效的。如果江苏的新创 REB 比其他省份的新创 REB 有更大的绩效提升，那么这一机制将得到支持。理想情况下，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进行三重差分分析，包括前后两个时期的新生企业与江苏和非江苏新生企业的比较。然而，由于 "新生企业 "顾名思义是在后一时期成立的，因此我们只能检验江苏与非江苏 "新生企业 "在后一时期的相对绩效收益。附录表 A8 显示了结果。变量 De Novo 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正如预期的那样，新设 REB 的绩效低于原有 REB。江苏 X De Novo 的交互项是重点变量。该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与现有的 REBs 相比，江苏新成立的 REBs 的绩效提升并没有比非江苏新成立的 REBs 更明显（p 值 = 0.71）。这个负系数也与返乡人员创办的企业比在位企业对农村企业绩效产生更大影响的潜在机制理论相矛盾。
5.4 金融机制
返乡流动可能推动 REB 业绩的第四个机制是，返乡者可能在经济上支持了农村企业。为了检验这一机制，我们创建了一个县级变量——工资水平。工资水平以各县城市地区所有雇员的平均工资来衡量（数据来自 2014 年）。它代表了每个县的返乡人员经济禀赋。这里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与其他县的村庄相比，某个县的农村移民更有可能来自并返回该县的某个村庄。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按工资水平中位数将全部样本划分为若干子样本。如果返乡农民工的经济支持是江苏返乡农民工绩效提升的驱动力，那么我们预计江苏在高工资地区的优势将大于低工资地区。结果见附录表 A9。政策变化后，高工资地区的江苏企业相对于非江苏企业的绩效提升了 16%（p 值 = 0.06），而低工资地区的江苏企业相对于非江苏企业的绩效提升了 12%（p 值 = 0.01）。虽然高工资样本的系数大于低工资样本，这与我们的论点一致，但两个系数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p 值 = 0.76）。因此，我们的分析并没有为金融机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6.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发现，通过移民政策改革解除返乡壁垒，返乡流动性改变了农村电子商务企业（REBs）的绩效模式。其中有两个发现最为突出，首先，相对于非江苏省的农村电商企业，江苏省的农村电商企业在政策变化后平均获得了 19% 的绩效提升。其次，我们提出并检验了可能影响返乡人员如何影响 REB 业绩的四种机制：知识转移机制、需求溢出机制、新创机制和金融机制。我们的检验结果最大程度地支持了返乡人员与本地企业家之间知识转移的可能性，尤其是与企业运营相关的技术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移。然而，我们也发现了表明返乡人员需求溢出效应存在的不同证据。我们的结论是，多种机制促成了返乡人员流动的绩效效益，而在我们的环境中，知识转移是一种主导力量。
在将我们的结果推广到其他情况时应谨慎。中国的户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流动性障碍在中国尤为严重。这既是我们在确定影响程度和排除其他解释方面的优势，也是我们在推广方面的潜在障碍。如果其他环境中的障碍 "较低"，我们的结果可能仍然具有普遍性，但影响程度可能较小。此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前期投资以及大型电子商务平台的成功市场渗透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互联网和航运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足以有效地聚合需求，并以低廉的价格在一个拥有巨大国内市场、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大国中运输货物。如果上述条件成立，我们预计类似的流动障碍减少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最后，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应探讨这种对农村创业增长的推动是否（或何时）会启动一个良性循环，从而启动后续的迁移、增长和集聚经济。
我们的研究有两方面的贡献。首先，本研究通过强调回流流动性和回流障碍的概念，丰富了我们对移民流动性的理解。其次，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对数字化和城乡数字鸿沟的研究。尽管数字化工具具有缩小差距和带来 "距离之死"的潜力，但大多数企业仍然偏好城市地区和枢纽地区，而不是农村和非枢纽地区。最后，本研究为数字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通过展示技术与人才的融合可能有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勾勒出了一种新的农村发展方法，鼓励政策制定者与数字平台之间的合作，这项研究支持了人才方面的政策对数字技术进行补充的必要性。有趣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返乡政策变革背后的决策者在设计政策时很可能并没有考虑到数字化。这表明，政府政策不一定要成为 "数字政策"，才能刺激返乡人员和高绩效的农村创业。相反，数字技术与合理的移民政策相结合，可能会为他们铺平回家的乡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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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雅静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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